陳界仁：《凌遲考：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》

作品背景脈絡與簡介 

（文 / 陳界仁工作室提供）

影片的構想，來自一張法國士兵於1904年（或1905年）在中國拍攝的凌遲酷刑照片。(註1)

在中國歷史上，曾有三個受凌遲酷刑的人，被不同的歐洲人拍攝下來。這些照片曾被視為中國是「野蠻、殘酷」的證據，也曾被當作獵奇的異國情調，製作成明信片在歐洲流傳，或者被某些西方觀者聯想成是東方版的基督受難形象。1961年由於法國思想家喬治‧巴塔耶（Georges Bataille）在《慾望的淚水》（Les Larmes d’Eros）一書中，以哲學性的觀點重新詮釋凌遲酷刑，而使凌遲酷刑與凌遲影像被西方知識份子廣泛地認識，喬治‧巴塔耶以「Eros」的「狂喜」狀態，詮釋受刑者處於「極限體驗」的觀點，也成為西方在討論凌遲酷刑時，最常被引用的論述。

近年來由於法國漢學家鞏濤（Jérome Bourgon）等學者的持續研究，凌遲議題更被擴延至東西方在法律、倫理、文化、哲學觀等的差異研究與比較，這也使得凌遲酷刑與凌遲影像，成為一個交織著多重視域與多重想像的混合體。(註2)

1996年陳界仁曾以電腦繪圖的方式，藉由改寫喬治‧巴塔耶談論過的那張凌遲照片，討論隱藏在「攝影史」內，還有另一種尚未被探討的「被攝影者的歷史」。

2002年陳界仁通過拍攝影片的方式，繼續對凌遲影像所可能擴延出的當代意義，進行更複雜的挖掘工作。對陳界仁而言，凌遲照片中承受酷刑的受刑者與歐洲人手中相機相互「對視」的那一刻，以及之後被定影下來的凌遲影像，不僅呈現了中國封建制度下的殘酷律法，也「預示」了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經驗──在帝國主義／殖民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操控下，以推動現代化之名，對被殖民者／被攝影者所施加各種新型態「肢解技術」的生命狀態。

同時，陳界仁將凌遲照片中受刑者胸膛兩個闇黑的傷口，視為是兩個可以連結過去與未來的「通道」。影片中，陳界仁藉由將攝影機推入受刑者傷口的「通道」內，讓觀眾在受刑者體內「看見」──被英法聯軍、八國聯軍摧毀的北京圓明園、日本七三一部隊在哈爾濱設立的人體實驗室、冷戰時期的台灣政治犯監獄、跨國企業遺留在台灣的重污染地區，以及產業外移後的工廠廢墟。隨後攝影機再從受刑者的身體內部通過兩個傷口往外觀看到──歷史上的西方攝影師和當代失業勞工的群像。藉由這個進入受刑者體內，觀看到從過去到當代各種「被肢解」與「被廢棄」的建築殘跡，以及從受刑者體內往外看見當代失業勞工的連續性鏡頭，影片顯影出廣義的「凌遲酷刑」從未真正結束的狀態。(註3)

在凌遲照片裡，受刑者望著天際時，露出令人困惑的淺淺「微笑」──這個令人困惑的「微笑」，對陳界仁而言，亦是一個將無數觀看這張照片的觀者，捲入巨大困惑之中的漩渦，同時使得被捲入其中的觀者，無法不對受刑者何以會露出「微笑」的原因，提出各種可能的想像與企圖進行詮釋的欲望。陳界仁認為這個令人困惑與難解的「微笑」，不僅包含了喬治‧巴塔耶在思索凌遲酷刑時，認為其中存在著生命過程中重要的「兩種關鍵經歷──基督徒在十字架上的默禱和佛教徒在屍骨堆上的禪定」，一種從極度苦難中創造出超越愉悅的祥和狀態外，同時還存有佛教中另一種重要的「迴向」(註4)精神。

對於受刑者的「微笑」與「迴向」的關係，陳界仁認為「這個受刑者在承受凌遲酷刑時所露出的『微笑』，是一個無法逃逸的人，在被綑綁、被肢解、被拍攝、被灌食鴉片的恍惚狀態下，在似乎無法採取任何行動的狀態中，藉由『微笑』這個細微的表情和利用攝影師手上相機的定影功能，創造了令後來的觀者產生巨大困惑的影像；也由於這個巨大困惑的存在，使得受刑者的『微笑』影像──成為了『這個人』在被相機定影和被肢解死亡後，一個能與未來觀看這張照片的觀者，持續進行「對話」的影像。這是一個受刑者在幾乎『不可能』的極限處境下，所創造一個具主動性和無法被死亡與時間消解的『微笑／微型』行動。」

如同陳界仁認為受刑者的「微笑」，是一個試圖與未來的觀者進行對話的行動，在《凌遲考：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》中，陳界仁通過對歷史影像進行後設想像的拍攝方式(註5)，與被「無痛感」和「不可見」的當代治理形式置於新的「凌遲狀態」下的觀者，重新進行「再連結」與「再對話」，並在當代新自由主義、景觀社會、生命政治與反恐架構的政治語境下，將歷史上曾有過的另類微型行動，所可能再生產出的多重意義與啟發性，進行「再擴延」的行動。